亭旁暴动80年祭（下）

相隔仅三个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又发生，汪精卫在经过多方布置之后，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在关系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组织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免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年底“十一月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稚嫩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左”倾盲动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会议错误判断革命进程和性质，将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错误估计为高潮形势，决定了以发动工农暴动为核心的总策略以及一系列“左”的具体政策。于是，南昌起义队伍南下广州，与强大的敌军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前敌委员会却集体受警告处分；秋收暴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牺牲惨重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放弃打长沙，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组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却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贯彻“十一月会议”精神，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派人巡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布置这几个省以发动工农暴动为中心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推进了“左”倾盲动主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3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作出了《台属六县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批评“台属各县党部犯了重大的‘只和平发展组织，不肯发动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省委扩大会议，认定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而且认定浙西、浙南……经过一个在短时间的准备和斗争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乡村暴动的前途。”

宁海县委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武装部队，总部设亭旁；打算举行秋收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与周边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亭旁区的工作也从一般的经济斗争迅速转入以准备秋收暴动为中心的斗争。

四

被省委调派为台属六县特派员的管某这时来到了宁海及亭旁。

管原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他接到调令并按省委要求处理好有关工作，然后到宁海时已是5月10日，离亭旁暴动的发生总共才十几天。据有关回忆，管在5月15日主持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亭旁、珠岙两区要提前发动武装暴动的主张。只因县委、区委大多数领导认为条件不成熟而反对，他的主张才没被实行。几天之后，他到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已取得胜利；已发动的抗麦租形势很好，反加粮呼声很高；而平粜斗争则因为限价而地主豪绅藏谷不卖，平粜反而粜不到谷，缺粮农民非常忿恨，武装农民的情绪更为激烈。管某看到看到这些，就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再次要求立即着手组织暴动。县委、区委的大多数领导这一次接受了他的主张。于是，5月20日夜，在谷仓岭头集中了来自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的200多名武装人员，召开了暴动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提前起义事宜，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管打算在农历四月内发动暴动。

这样，暴动就到了只需点火的契机。

亭旁边上的任家村有地主豪绅任某二人，依仗有私人武装，反对平粜最激烈。5月22日，区委同意任家支部提议，决定调集农民武装70多人，乘晚上任家农会开平粜会时，闯入会场击毙二任。可是因为时值农忙，各地武装农民到约定时间只到12人。因为任家地主豪绅有快枪20多支，包定恐力量不敌，坐等至散会未敢下手。散会后60多名武装农民才到。归途上许多人责怪包定胆小怕事，“甚至有几个人说要枪毙包定以重纪律者，大部分武装农民含怨散去，不能制止”（据管某回忆）。实际上这已充分说明农民武装的组织纪律性之差，说明农民武装自身远未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可是，当晚马上召开的党团区委负责人会议却只注重保护武装农民的革命热情，仓促就决定了次日晚上重新到任家实行强攻式的捕杀“任家三恶”行动，并通过了管某的提议，把它作为即行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步。

23日夜，武装农民集结了180人，但捕杀行动又不能说是成功的：三任全部逃走，收缴其武装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仅于愤怒之下放火烧了一家宅院。但是，暴动的枪声却就此打响。

历史往往以一种偶然的面目出现。诱杀行动不成功，继以二次强攻捕杀行动，二次强攻捕杀又不成功，继以占领亭旁的暴动。从不成功的行动中一步步走向越来越大的行动，也走向越来越大的不成功。今天看来几近荒唐，可潜心体察当时，却能感觉又是非常地合情合理：一面是省委特派员的坚决贯彻省委精神，纠正县委“不肯发动斗争的错误”，积极推进武装斗争；一面是简单纯朴的武装农民的热血沸涌，越是不成功就越是强烈、焦躁的成功欲望。

从管某一年后叛变革命、效忠国民党，并到狱中指认革命者的卑劣行径看，他是一个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的人。他当初急于举行亭旁暴动，完全可能有贪功求升迁的私心在作怪。但要知道，赶快发动武装暴动是以组织手段自上而下贯彻的一种“左”倾盲动，把亭旁暴动的牺牲和损失完全归咎于管某是失之简单浅薄的。我们知道，中央派上井冈山的先后两任特派员最后都英勇地牺牲于火线，但他们死前也都是中央精神的坚决执行者，毛泽东就因此而两番受打击排挤，井冈山也因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当年派到亭旁的特派员即使不是管某，也完全可能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亭旁暴动的迅速举行，从根本上说是中共中央以及浙江省委精神的贯彻结果。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今天似乎是执政者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可它是与亭旁暴动一样牺牲的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得！

包定实际是充分意识到暴动结果的——我的脑海中一经跳出这一感觉，就再也挥之不去……

五

蒋如琮是南昌起义失利后潜回中共宁海县委工作的。据他回忆，管某第一次主张提前暴动，宁海县委、亭旁区委的大多数领导都觉得条件还没有成熟，怕“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特别点出“包定、包昭华竭力反对”。而仅仅几天之隔，当管某再次提出时，包定却又同意了。这是怎么回事？看回忆是怎么说的：

“这时赞成的人比第一次多了，梅其彬、梅其广和好些骨干都同意立即发动，次安（即包定）、昭华、信庄等同志觉得这一回比前一个月好，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显然，从管到宁海至决定提前暴动（即5月20日谷仓岭头会议）仅仅10天，管的两次提议仅几天之隔，其间没有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形势没有发生变化，比前月好或不好都不是包定他们从反对转为赞同的原因。透露了原因的是回忆的末一句：“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我相信蒋如琮回忆的准确性，因为他自己两次都坚决反对，所以十分在意包定的表态，会留下深刻记忆。这一回忆告诉我们，管的主张很坚决，几近“命令”，而包定是在上级领导权威的压力下才勉强同意的。

有关井冈山的史料告诉我们，派上井冈山的中央特派员能把毛泽东—秋收暴动队伍的直接的组织领导者—都排挤出领导层，那时的组织权威非常大。但是几天之隔就从“竭力反对”转为勉强同意，我感觉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提前武装暴动的主张其实也符合了许多激进、焦躁而稚嫩的革命者的心态，包定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下面的压力。或许，包定还想，现在只是原则上同意提前暴动，还不是决定具体日期，同意了再说吧。

如果说这只是猜测，那么22日晚诱捕行动落空之后，武装农民对准他的无理怨怒则是明证。上有管某这样冒进的特派员，下有武装农民这样的怨怒，至此，包定即使想阻止也不可能阻止暴动的举行了。

包定生于亭旁，长于亭旁，27年里几乎没离开过亭旁，他太知道亭旁。亭旁的党团组织以及农会组织、农民武装都是在他领导下组织建立起来的，他也很清楚自身力量的实际状况。我们无法起烈士于地下，但可以想见，他肯定担忧武装行动带来的后果。但在台属六县“不敢发动斗争”的批评和上述这样的具体情形下，他没法坚持反对。而在另一方面，革命的路应该怎么走，对于缺少革命历练的年轻包定也是一个很难拿出主见的问题。不走武装斗争之路敌人就容许你这样革命革下去，容许你力量壮大起来吗？亭旁的地主豪绅们已经开始不满、出招抵抗了，国民党政府更是去年就已在全国范围镇压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了，不开展武装斗争不要说不可能壮大革命的力量，就是当前的成果也难以保住！

眼前就暴动，明摆着是以卵击石，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支持革命的乡亲们的受难，弄不好遗臭万年。可眼前不暴动，也无非是日子有限的苟存，到时候还是无路可走。怎么办？怎么办？

或许，也喜欢读读佛道经典的包定，这时想起过佛说的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伟大的革命事业，总得有许许多多人在危难之时的担当，成败、是非、功过，就让我担当吧！

包定，就这样赞同了提前暴动，担当起了武装暴动意料之中的一切结果。

亭旁暴动错在提前举行了吗？假如再过几个月，也就是原定的秋收再举行，就有成熟的条件了么？很难说。毛泽东组织领导的秋收暴动，是当时党中央的中心工作，领导力量该是充分了吧？条件、时机也该是成熟了吧？而我们知道，至少五千多人的暴动队伍最后是只剩下大约六七百人上的井冈山，上井冈还是改变原定计划的结果。南昌暴动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果以暴动队伍的牺牲论成败，这两个暴动则都是失败，如果以起始意图（攻占城市）论成败也都是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强大，只要你打，你就必得付出惨重的牺牲。而你不打吗？那么就等着国民党反动派来“肃清”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能说是失败的吗？没有这两个暴动就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道路！

就像婴儿的学走路，成人们分析的跌倒的原因总是对的，但不可能有婴儿按照这个道理学会了走路而不跌倒。要走路就要跌倒，要么就不要走路；跌倒不是错，而是必须的经历。中共党史习称为“左”倾盲动的那些牺牲，其实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避免的啊！

亭旁暴动，那是追求光明的飞蛾扑火，那是面对强暴的英雄拔剑，那是书生的拍案怒起，那是行者的醉中打虎，那是受压迫者以生命为祭品的对天呐喊，那是如来入地狱、耶稣赴身十字架的神圣担当！

包定，因亭旁暴动牺牲的先烈们：是你们生命的燃烧，让年轻政党在暗夜中找到了壮大自己、拯救民族的新路；是你们碧血的挥洒，将惊天动地的山魂海魄书写进了三门湾历史。你们的牺牲精神和浩气正气，将伴亭山亭水永存，将随着英雄时代的渐渐远去，越来越放射出人类精神的不朽光华！

纪念你们的丰碑矗立在亭山顶上，如长剑直指苍穹，你们看见了么？那是亭旁人民、三门人民对你们的最高礼敬和最深怀念。

灵其不昧，伏惟尚飨！